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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老人“红旗一号”往事:1967年击落了“黑寡妇”-粉丝帮孙燕姿买单

2017-8-1 22:1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0| 评论: 0|来自: 潇湘晨报

摘要: 原标题:他参与研发的“红旗一号”1967年击落了“黑寡妇”1961年进入国防部导弹设计院二分院。“红旗一号”部分研发人员在颐和园留影。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的U-2残骸。彭海蛟与樊春华结婚照。80岁的彭海蛟。潇湘晨报5 ...

原标题:他参与研发的“红旗一号”1967年击落了“黑寡妇”

1961年进入国防部导弹设计院二分院。

“红旗一号”部分研发人员在颐和园留影。

入侵中国领空被击落的U-2残骸。

彭海蛟与樊春华结婚照。

80岁的彭海蛟。

潇湘晨报5月27日讯 1964年9月16日上午9点半,“红旗一号”试验团队准时到达发射基地,半小时后,岳振华指挥长发出打靶命令,装在发射架上的三枚“红旗一号”防空导弹三弹齐发,15秒内击落了两万五千米高空的靶机,试验成功了。站在队伍里的彭海蛟异常激动,他涨红的脸比初中老师喊他回答问题时还红。

作为“两弹一星”“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的亲历者,彭海蛟跟随钱学森、张履谦,从科研、设计、生产、总装、对接、联调和国家靶场的试射,他一路见证“红旗一号”的成功。与很多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一样,他坚守着“秘密”,若不是满了80岁的他不经意间提起,或许这个“秘密”也如他当年进入国防部导弹设计院二分院那般,一直隐匿。

了解他,或许也能透过时代,看到那代人为强军强国奋斗的激情。

全班二十多人毕业后都跟“两弹一星”有关

5月23日,在长沙雨花区左家塘街道见到高高瘦瘦的彭海蛟,他笑眯了眼,“我刚满了80岁,藏着的‘秘密’就要公开咯。”这时,外面下起暴雨,他看了一眼,“这雨啊,跟我们研究‘红旗一号’时的风沙没法比,太小了。”

彭海蛟是益阳岳家桥竹根岭村人,1937出生时,正值抗战。所以,小时候的他在闭塞的小村庄里,时常想象自己长大后造武器的情形。“我几乎没上几天小学,但是1950年,我很顺利考上了离家不远的宁乡二中初中部。”那时住不起校,他和村里的小伙伴租在宁乡街上一老人家里,一间房四个人,除了上课,吃喝拉撒都在那。他每周回一次家,带的干菜就能管一周。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考上了长沙一中。学校到家有100里路,碰上假期,他经常凌晨1点出发,走到家时已经上午11点了。那几年的锻炼,也为他之后能吃苦打下基础。“你可能不信,我是上了高中才真正有自己的人生信念,那时候我读《最可爱的人》,就立志要学军工,研制最先进武器装备给‘最可爱的人’。”

1956年,他进入军工院校北京工业学院,分配到导弹自动控制系,真正跟“武器”扯上一些关联。“我初中上课时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都脸红到脖子根上,没想到真要研究导弹了。”

1958年,对彭海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他在院勤工助学活动中,利用50多天时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压力应变自动测量仪”,这个发明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也为他接下来的道路做了铺垫。两年后,中苏交恶,苏联将在中国援建项目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及工程项目的设计工艺图纸、技术资料等全部撤走。他们学院对口援建的苏联莫斯科包乌曼工学院,一夜之间,专家撤离。学院在这紧急关头选拔业务能力较强的师生接替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教学科研项目。彭海蛟被选中,成为导弹自控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他带领20多个学生下工厂实习,编写论文,跟学生一起毕业。“学校把我当老师培养,但‘两弹一星’急缺专业人才,我带的班20多名学生全部分配出去。”他还记得班上学生都分到国防科委导弹设计院、原子弹设计院和国防工办下属的军工厂,几乎每个同学的岗位都跟“两弹一星”研发有关。

在“红旗一号”靶场失眠常坐起来数星星

1961年9月,彭海蛟进入国防部导弹设计院二分院,成为“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工作,一时间,他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工作永定路,葬在八宝山。”这是他刚接触“两弹一星”项目时的第一印象,这句话每天充斥在他耳边。还没来得及领悟,研究室主任张履谦就带着他和工作组以驻厂军代表的身份下到各工厂与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了。

他从事“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科研、设计、生产、总装、对接、联调和国家靶场的试射任务,那时候没有设计图纸,更没有技术资料,全靠着自己摸索。“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就曾回忆,没有大型计算机,只有一部手摇计算机,用人工计算;一遍不行,就算十遍;十遍不行,再算百遍!最后,废掉的草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彭海蛟他们的环节也简单不到哪里去,1961年到1963年底,他跟随张履谦在西安一机器厂,和天津、太原、成都、宝鸡、北京等地“红旗一号”的部件生产工厂对接,他们工作组十几个人跟工厂的工人、工程师同吃同住,通宵达旦。“那时候正好是国内三年困难时期,什么都没有,但我们的待遇还是要保证每天一个荤菜。”

1964年3月,“红旗一号”地面设备运往国家靶场(戈壁滩)进行打靶试验。戈壁滩的环境和生活物资供应条件非常差,“我们住的是帐篷房,吃的玉米粗粮。其他诸如干菜土豆,大白菜等全是从外地运来的,本地不生产粮食蔬菜。”彭海蛟记得,那里最难忍受的是变化无常的天气,每年寒冬长达七个多月,最冷可到零下34摄氏度,最热可达43摄氏度,他们正好经历了冷热交替的几个月。“我们的工作是在密闭车厢里进行,里边只有排气装置,热的时候外面四十多度,里边更热,常常是两个班轮流来操作,汗湿的衣服不知道有多少套。”

他3月到戈壁滩时,刮的风至少七级以上,有时候达到八九级,晚上睡觉醒来,被子上、车厢里、操作间、帐篷里、桌子上全是厚厚的沙尘。“在那里我们别提形象了,每天都是一脸的泥,沙漠地区又缺水,20公里之内没有水源。”他们只有等到送水车来,才能将脸上擦洗干净。

在这里,生活完全没规律,夏天十多人挤在一个小帐篷里,蚊虫多,又加上工作压力,整晚失眠,“睡不着怎么办?就坐起来数星星看月亮。那里的日光刺眼,月亮倒是极好看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试验终于开始。“我虽然籍籍无名,但是当时这个靶场发射方案是集体创作出来,我主笔的。”1964年9月16日上午9点半,“红旗一号”试验团队准时到达发射基地,半小时后,岳振华指挥长发出打靶的命令,装在发射架上三枚“红旗一号”防空导弹三弹齐发,15秒内成功击落了二万五千米高空的无人自动驾驶靶机,试验成功了。回忆这些,彭海蛟抑制不住激动,摘下眼镜的手还在颤抖着。

“出差”“执行任务”是跟家人说得最多的词

在第一代“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研发期间,彭海蛟和同事们一样,上班军装,下班便服,很是神秘。就连他的妻子和父母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这期间,他跟家人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出差”“执行任务”。

“我们1963年2月23日结婚,他在北京,我在宁乡,两地分居十多年。”比彭海蛟小20天的樊春华说起老伴这段经历,不由得叹了口气。他们俩是初中同学,樊春华初中毕业进入宁乡师范,从事教师工作,而彭海蛟上了大学,成了“两弹一星”的见证人。两人结婚时,正是彭海蛟参与“红旗一号”防空导弹设计期间。“我们那时候一年有两次机会见面,我一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她可以来我那里一次。”彭海蛟说,那时候因为身份特殊,家属探亲并不方便。他们已经进入戈壁滩国家靶场,这个基地是绝密,所以碰到家属探亲,时常人在戈壁滩,安排见面则在兰州、玉门等地。他们经过特准后,可以在周末两天时间见家属,“我自己没有经历,我同事他们就有这种经历,那时候周五晚上8点出发,早上5点到见面地点,两人待的时间不超过一天,又得乘车去基地了。”

“我有时候也好奇,但是没有问过,我心里大概知道他从事的工作是保密的。”樊春华结婚后也去北京看过彭海蛟,那时候住在招待所,她记得非常清楚的是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张履谦,“他是长沙人,我去探亲,他特意来看我们,跟我们讲长沙话,特别亲切”。彭海蛟听到老伴提及张履谦,眼角湿润,“我转业回地方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对我很好,当时我虽不是他秘书,但他开会、汇报经常带着我。”由于不能跟家人提及工作,过年过节彭海蛟甚少回家,每到除夕,张履谦会带着他们包饺子,一包一个通宵,“那时候他还会喊我小彭”。

彭海蛟的母亲在给孙女断奶时去了趟北京,她对儿子的工作也很好奇,有时候忍不住问一声,他便告知是在部队工作,随即避开话题不谈。碰到有时候一去外地就是几个月或者几年的,他就跟家人说“出差”或者“执行任务”,家里人听多这两个词,也不再问了。

转业回长沙研发湖南第一台军用计算机

中国“两弹一星”从最基础的导弹“红旗一号”到“东风一号”再到“长征一号”,彭海蛟都一路见证。1964年9月,“红旗一号”防空导弹在国家靶场发射基地发射成功,紧接着又成功发射了“东风一号”地对地战略导弹。后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

1971年,彭海蛟转业回到长沙,跟樊春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他被安排到湖南省计算机厂三车间,做仪表和显示器,这些产品还会用到地空导弹的配套上或者测量船上。他的特殊身份第一次被单位同事所知,不过大家只知道他是从国防工委回到地方的。

第二年3月,他调入计算机车间,担任主任、党支部书记、质量管理科长等职务。在这里,他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跟国防科大共同研发,生产出湖南省第一台军用计算机。“这是个大型计算机,有我家卧室这么大。”他比划着计算机的大小,似在回味,眉眼里溢满自豪。这次尝试给湖南计算机领域带来契机,接下来,湖南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台式计算机也在他的车间里制造出来,这成为后来湖南计算机厂大批量生产的主导产品,甚至在中国计算机行业创经济效益第一。“我仍没有改变军队特质,刚到这里时,吃饭列队喊口号,我来列队喊,‘一、二、三、四’,有时候还会唱《打靶归来》。”说着,他又模仿当时,喊起口号。

经历过“红旗一号”的研发,他对“精益求精”更有体会,所以之后他转岗抓质量,并成为国际注册质量认证审核员。退休后,他自己办了一家咨询顾问公司,直到四年前才真正退休。这么多年,包括对自己的子女他几乎不提那段特殊的经历,只是偶尔看看跟“红旗一号”第一研究室同事的合影,偶尔在空白纸上写下一些名字:张履谦、王永平、刘寿生、乐美康、任远征等。“他们都是我最要好的人,除了乐美康,其余都是湖南人。”

在社区里住了十多年,大家亲切地叫他“彭爹”,他每年都会给社区的同龄老人赠送一份礼物,每年节日里还会给自己家乡的五保户送去慰问。现在他又作为社区的青少年辅导员,给孩子们讲“两弹一星”艰难发展史。“以前我是搞导弹的,家里的顶梁柱是我老伴,我默默无闻,现在我是做家务的,却成了社区明星啦。”

小历史 1967年“用竹竿捅下U-2侦察机”

U-2高空侦察机问世以来,因其优异的性能和神秘的角色,而获得多个绰号——神秘女郎、黑寡妇、蛟龙夫人。最为大家熟悉的,则是黑寡妇。

从1958年起,神秘的“黑寡妇”开始对中国大陆浅近地带及纵深地区进行侦察。

U-2高空侦察机共生产了50多架,其中有7架被击落。中国击落了5架,时间和地点分别是:1962年9月9日,江西南昌;1962年11月1日,江西上饶;1964年7月7日,福建漳州;1965年1月10日,内蒙古沙拉齐;1967年9月8日,浙江嘉兴。其中,1967年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便是两发“红旗二号”和一发“红旗一号”导弹。

中国五次击落U-2飞机在世界上引起轰动,人们难以置信中国年轻的地空导弹部队竟然有这种能力。而对于这些疑问,在外国记者面前,一贯幽默的陈毅元帅说了那句名言:“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如今,这些被击落的U-2飞机残骸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潇湘晨报 记者 伍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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