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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政坛的官员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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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1 13:2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
  经商、做学问和出国……官员辞职的原因呈现越来越个性化的趋势。近年来官员辞职的形态,与过去的官员“下海潮”也存在明显的区别。而对官员辞职前后的监督,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梅永红辞职的消息在舆论场继续发酵。
  9月6日,济宁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号“直播济宁”发布信息称,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正式辞去了市长职务,并已得到济宁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在此前的9月1日,梅永红最后一次以市长身份出现在公开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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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辞职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

  目前,梅永红本人尚未对辞职进行正面回应。他现年50岁,在担任济宁市领导之前,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先后在农业部、国家科委和科技部担任职务,并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2010年10月,他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成为济宁市委副书记,并在后来当选为市长。
  梅永红上一次被全国媒体关注,是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彼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感慨“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月收入7000元”“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现在看来,梅永红的这些发言似乎为如今辞职打下了伏笔,已有媒体报道,梅永红可能前往深圳一家公司任职。
  经商、做学问和出国
  近年来,辞职官员大多选择把企业作为人生的下一个驿站。
  仅以梅永红任职的山东而论,今年6月就有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担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与梅永红类似的是,此前张毓华也长期在中央任职,曾在国务院港澳办担任副司长职务,2011年“空降”到山东担任菏泽市委常委、定陶县委书记。
  去年底,湖南临澧县原副县长刘涛的辞职,在今年年初被媒体报道后,也曾激起一阵波澜。“最年轻的副县长”、“北大毕业”等标签,让这位副处级干部的辞职显得与众不同。刘涛辞职后创办了猕猴桃种植基地,拿到公司营业执照后,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



  湖南临澧县原副县长刘涛

  也有官员辞职后从事学术工作。
  如海运仓内参(微信号:hycplb)曾经提到过的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区长关成华,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调任北京团市委后走出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关成华辞职后赴美深造,目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同在北师大下属机构任职的还有一名昔日的明星官员——之前屡被媒体报道的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目前他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北京市昌平区原区委书记、区长关成华

  一些官员辞职,也要结合中央落实八项规定、整顿吏治的大背景看。
  如发表千字辞职感言的浙江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有关部门回应其辞职原因称:可能是家人都在国外,他想到国外和家人团聚。在平阳,当地许多人都有海外经商的亲属,“不愿做裸官”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辞职原因。同样,曾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女干部、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也是因为“裸官”而辞职。
  并非“下海潮”而是个人选择
  曾有媒体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共发生过三次官员“下海潮”。第一次出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出现了第二次官员“下海潮”;90年代末,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的背景下,出现了第三次官员“下海潮”。
  然而,如今的官员辞职背景,与之前的“下海潮”表现形式显然不一样。
  现阶段的官员辞职,无论是下海经商还是其它发展,都是公务员职业化背景下的个人行为。按照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的说法,“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此外,像过去那种公务员“半下海”,经商期间还可以“停薪留职”、保留公职人员身份的做法,现在完全不可能实现。这对于破除官员特权,赢得民众信任,无疑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原司长王振耀

  观察这几年官员辞职的案例,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仕途上仍具有想象空间的官员,也坚决选择了辞职。不管是刚刚辞职的梅永红,还是北大毕业的年轻副县长,辞职都不是因为仕途不顺。这与此前官员“下海潮”中,一些官员因为没有好的工作岗位,或者本身就面临分流的局面相比,显然具有不一样的情境。
  从官场以外的大环境来看,之前的官员“下海潮”,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一夜暴富”的神话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不少下海官员,后来也成为了成功的企业家。而就现阶段而言,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速稳定增长,遍地黄金的日子已经过去。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下一些辞职前往企业的官员,其本身就具有相关行业的知识背景,这些知识型官员的创业与之前的“下海潮”显然存在差别。
  官员辞职要注意什么
  如今,像市长、县长这样的政府主要领导辞职,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外界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公告,了解其辞职的动作。理论上,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不批准其辞职,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当时该省人大常委会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当然,如果辞职真的没有被批准,按照公务员法规定,可以向上级提出申诉。



  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

  实际上,过去那种“停薪留职”,对公务员来说,一直属于规定的灰色地带。最早关于停薪留职的规定是《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从通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其针对的根本不是公务员。而在198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规定:“在职干部、职工一律不允许停薪留职去经商、办企业。”然而,实际上当时存在大量停薪留职的公务员。
  而现在,人们更担忧的是辞职官员是否会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除了做好离任审计工作,官员在完成离任之后所接受的利益,仍属于监管的盲区。此前,曾曝出贪官出狱有如“王者归来”,收到“坐牢补偿费”的新闻,官员辞职尽管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如果在其任上受惠的企业,在其离任后对其“补偿”,无疑也会成为一种变相的贪腐。
  文/王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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